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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举国上下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复旦大学历史系决定将完稿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的《大中华橡胶厂厂史》和《第二纺织机械厂厂史》稍作整理予以出版。这两本厂史产生在半个世纪前令人难忘的意气风发、热火朝天、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年代。《大中华橡胶厂厂史》是历史系1957级同学编写的，《第二纺织机械厂厂史》是由前者的学兄即1956级同学编写的。两本厂史的编研工作始终与当时学校的教育革命运动紧紧联系在一起，是历史系师生走出“史学界”，与工农群众共修史书而跨出的重要一步，是历史学系专业教育改革的一大举措和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工厂企业历史的调查研究和工厂史的编撰，又是当时贯彻史学研究“厚今薄古，边干边学”方针的一个重要途径和一种实现形式。尽管作为史学著作，这两本史书似乎还称不上是精品力作，然而，当年一批大都二十岁出头的在本科就读的莘莘学子，勇于进取，锐意求索，独立地对上海两家颇具典型意义的工业企业，以史学研究的观点和方法，对其历史进行整体性的观察和研究，从纷繁散乱的各类材料中做梳理分析，终于构建两家工厂历史的框架结构，分章分节撰写成书，而成一家之言。这一富有创新意义的工作，在复旦大学历史系教学和学术发展上也称得上是史无前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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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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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本厂史分别完稿于1958年和1959年，当时正处于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大规模教育革命高潮之际，事实上，它是历史系专业教育改革的一个产物，是大学历史专业改革的一次有益的探索。复旦大学历史系在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前后，整合了浙江大学、暨南大学、沪江大学等校有关系科的力量，形成前所未有的、强大的教学和学术阵容。在院系调整后组成新的历史系的头五年，初步确立了在党的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教育体制。在这期间，办系的主要路径是提倡“学习苏联”。1953年开始，以苏联综合性大学历史学专业的模式为蓝图，确定专业培养目标，制定专业教学计划课程设置，建立各门课程为主的集体性的教研组等教学组织，编写各课教学大纲，实行教学过程和教学方法的初步改革。这年初开始实施的《复旦大学历史系教学方针与教学计划》，体现了上述各方面的改革目标和要求，是新中国建立后复旦历史系第一个关于教育和教学工作的指导性文件。不可否认，它明显地镌刻着“学习苏联”的印记。 “学习苏联”在当时有其一定的历史必要性，但是对外国的办学理念和经验不应照抄照搬，即使运用外国成功的经验，也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1958年开始，在前五年实践的基础上，在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破除迷信，解放思想”重要指示的引导下，在全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中，我国高等学校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教育革命运动。尽管在今天看来，这场教育革命受到“左”倾思想的一些影响，带有种种不足或不妥之处，但它的目标和宗旨是立足本国，借鉴外国，着眼现实，面向未来，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努力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体系和道路。如果以历史的眼光来看，1958年无疑是一个改革的年代，这场改革在复旦历史系的影响十分广泛，涉及到办系方向、办学道路和方法、史学人才培养、史学研究的方针任务，以及教学与社会、政治的关系等等诸多方面。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历史科学要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大学师生要走出“象牙塔”、融入社会，与基层的广大干部共同办学，等等，这一系列理念和认识，在1958年的改革进程中逐渐成为全系师生们的共识。“历史不止在教科书中，不单是在课堂里，也在工厂里、农村里，在社会各界广大民众之中”，当时系里不少同学中发出如些呼声绝非偶然。于是，“开门办学”被提上议事日程。 正是在这场历史教育改革运动的背景下，系党总支在1958年春按照学校党委的指示精神，筹划和组织在读的二、三年级学生，分别到市内的一个工厂边干边学，参加生产劳动，进行厂史调查研究和基层工作的锻炼，计划为期半年。以系主任谭其骧教授为首的系务委员会也对此表示积极的支持和赞同。经过与上海市总工会、上海历史研究所等有关单位的协商，最后选定大中华橡胶厂和第二纺织机械厂这两家颇具典型意义的企业作为基点，以实施上述计划。 这是史学专业教育改革的一次全新的实践，是对历史系办学途径的一次探索。参加这一改革的师生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内,把全部的教学活动基本上从学校转移到了工厂，与厂里的工人和干部实行同吃，同住，同劳动，促进了教师与学生的结合，师生与工厂干部群众的结合，学习书本知识与社会历史调查研究的结合，把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和服务社会融为一体。在一个学期的时间里，师生们跟随厂里的班组在车间参加生产劳动，也参与工厂的政治学习和宣传文化活动，而以主要精力和时间投入到对厂史的调查研究，资料的发掘整理和书稿的编写工作。厂史编写工作实行统一规划，集体创作、分工执笔，统一定稿的办法。全体同学人人参加，个个动手，做到大家都有学习和实践的机会，都获得一次锻炼，以有助于增长知识和才干，提高从事史学研究的能力。显然，这两部厂史是两个年级同学们，以及参与编研的教师和两个厂的有关干部群众共同努力创造的结果，是史学专业教育改革的一项硕果。 |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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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华橡胶厂厂史》和《第二纺织机械厂厂史》的编写工作，从另一个视角来看，可以说是复旦历史系贯彻中央“厚今薄古，边干边学”方针而采取的一项举措。如果把其置于新中国史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加以观察，似乎可以说，这是1958年史学界积极响应和贯彻中央发出的“厚今薄古，边干边学”号召而掀起的宏大浪潮中的一、二滴浪花。虽说这两本厂史在学术层面而言，还只能说是对一种新的史学课题和史学载体的探索和尝试，然而它体现的“厚今薄古”的精神，却是明白无误的。 “厚今薄古”是与“厚古薄今”相对而言的，作为历史科学研究工作的一种导向和要求，是针对当时我国史学界存在的一些相当严重的脱离现实、脱离政治的倾向而发的；如果不是对它作片面化、绝对化的理解，本来对史学事业的发展是有其积极意义和正确的导向作用的。 1958年春天，当全国社会主义建设高潮蓬勃兴起的时候，为引导和促进包括历史科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发展，党中央提出了“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号召。全国广大史学工作者对此表示赞同和拥护，史学研究院所和高校历史系科都以积极的行动，结合单位的实际情况，推出贯彻落实“厚今薄古”的计划和措施。围绕着倡导“厚今薄古”，批判“厚古薄今”，在史学界展开了一场颇具规模和有相当激烈程度的大辩论。 复旦大学历史系师生总的来说，对于“厚今薄古”的方针采取热烈拥护和积极贯彻的态度，在国内史学界是站在这场论战前列的。当“厚今薄古”号召发出之初，我国史学界权威学者和领军人物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纷纷发文，阐释道理，申述主张，表示鲜明的赞同和拥护的立场，复旦历史系师生积极予与响应。1958年4月开始，在全系范围内进行了一场持续数十天之久的大规模的激荡热烈的“厚今薄古”问题大辩论。这场讨论中，从理论、历史、现状等等各方面论述了“厚今薄古”方针的正确性和必要性，揭露和批判教学及科研工作中种种“厚古薄今”的现象，对于纠正和克服历史系在学风上一些问题，端正史学研究工作的导向，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在群众性的讨论中也出现了对“厚今薄古”作片面性、绝对化的论说，提出一些有关贯彻这一方针的简单化形式化的做法，这当然是不可取的。然而，经过这场全系论战，历史科学要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史学研究的重点应当置于近代现代史和当代史的研究上，史学工作者应当关注现实，关切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要将对城乡社会基层的历史放到历史研究的重要地位……等等，这些带有根本性导向意义的理念，愈来愈广泛地被师生们理解和认同了。 史学界发生的这一新的动向，在复旦历史系，上海历史研究所等单位于1958年夏共同参与制订的上海市史学研究规划中得到充分的体现。这份《上海历史科学工作五年规划（草案）》（1958-1962），关于“历史科学的基本方针”的一项重要规定是；“历史科学工作必须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必须贯彻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方针，发扬时代精神，树立理论与实际联系的好学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工作路线，反对厚古薄今、逃避现实、脱离革命事业的烦琐主义。”同时，“规划”强调提出：“历史科学工作要开辟广阔的道路，必须走群众路线，充分发挥群众的智慧；要使广大干部和群众参与到这一工作中来，专业的历史科学工作者与业余历史科学研究队伍结合起来”。上海全市的这一历史科学工作规划，曾对复旦历史系的科研和教学工作发生积极的深入的影响。
在教育改革和史学工作革新的大潮下，编写厂史、社史、村史、镇史第一次被正式列入历史系的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的计划之中。1958年12月制定的《复旦大学历史研究所、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备委员会1959—1962年科学研究工作规划》，关于今后四年研究工作任务的规定中，首次正式确立了编写工厂史、公社史的计划，成为四年规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提出：“编写工厂史，先从几个中、小型工厂开始(例如大中华橡胶厂、上海第二纺织机械厂），然后进一步对几个有代表性的历史较久、规模较大的工厂(例如不同资本、不同行业的商务印书馆、江南造船厂、申新纱厂等)逐步展开，与各该厂党委及有关方面协作……分别编出既能反映历史规律又为群众所爱读的质量较高的工厂史。同时，这一规划还提出要“编写公社史（包括土地改革、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先编写上海虹星一分社史，以后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公社逐步推开。按照这一计划，《大中华橡胶厂厂史》和《第二纺织机械厂厂史》是率先上马的两个项目，两个班的同学经过半年多的努力，最后完成了预定的目标。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国内形势和有关条件的出乎意料的变化，原定要进行的商务印书馆、江南造船厂、申新纱厂等几个工厂和企业史，以及虹星人民公社史的编研工作未能进行。 |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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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本工厂史的编写，开拓了上海近代现代史研究领域中的一个新生面，是复旦历史系半个世纪之前史学研究工作的一个创新之举。此项研究前所未有地把研究的对象置于上海两家中等规模的有着不同历史渊源和发展历程的工业企业，这对上海近现代工厂史研究是有开拓性意义的。两本厂史就这两家工厂的发展过程、兴衰起伏及其内外因由，进行具体的、历史的观察和分析，系统地梳理其发展演变的全过程，全方位地揭示其作为一个工厂企业的方方面面的真实面貌，分析其作为经济体的资本结构、生产劳动、经营管理和利润分配，记述了几十年激荡起伏，生死交织的阶级斗争历史场景，以及厂内外各个不同性质不同地位的人物的具体表现等等。“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对两个厂史的具体描述和论析，具有某种典型的意义。“解剖麻雀”，由小见大，从个别看一般，使我们的研究工作更趋于精细化、具体化，也有助于人们深化对那个时期社会历史的了解和认识。 这两本厂史记叙的各厂历史，是从建厂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的全过程，可以说是一本完整的厂史；其宏观的历史内容则是兼具企业变迁史和阶级斗争史等诸方面，而以阶级斗争（包括民族斗争）的历史为主线，从总体而言，是企图把经济史、政治史和社会史融会结合起来加以研究和陈述，而两本厂史各有其不同的侧重点。 显然，这是同学们当初对工厂史的写法和模式的一种探索，也是一种大胆的尝试。大中华橡胶厂和第二纺织机械厂及其前身，都产生和活动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又在新中国历经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而获得全新的发展和辉煌的业绩。这一切在两本厂史中都有全面充分的记叙。第二纺织机械厂的前身，先后曾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产物的上海日资企业内外棉纱厂第十五厂、第八厂和后来生产军火的东亚铁工厂，以迄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官僚资本企业的中纺公司二机厂，始终充满着尖锐,激烈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工人运动乃是这个工厂解放前，贯穿整个历史的一条主线。这本厂史理所当然地围绕着这条主线进行记叙和论说。大中华橡胶厂有所不同，是一家民族资本的生产民用橡胶制品的工业企业，这个厂的阶级矛盾和经营管理，都有其自身的民族资本企业的特点。编写大中华橡胶厂史的同学们有鉴于此，除了以一定的篇幅展现工人运动的历史外，以较多的章节重彩浓墨地记叙工厂的资本运作、经营管理、劳动生产和市场销售等等各个方面的历史状况，着重揭示作为一家民族资本企业在旧中国内忧外患、战乱频仍、山河破碎的境况下，艰难前行，几经起落的风雨历程，最后在人民共和国时代终于否极泰来，浴火重生，走上公私合营的道路。从这里的历史叙说中，折射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 这两本厂史的编写，是高校历史系师生走出“史学界”，踏进社会基层，与基层干部群众相结合，共同调研历史、学习历史、宣传历史的一次实践。在厂史编研过程中，第二纺机厂和大中华橡胶厂的党委和有关部门、工厂工会和共青团组织、许多老工人老干部，以及合营企业资方代表人物，无不给与热烈支持和倾力相助。参加编研工作的师生们从这里学习社会、学习群众、学习历史，获得不少在课堂里和书本上难以学到的知识和经验。史学专业工作者走向社会基层和群众相结合，写群众身边的历史，写许多人亲历过的历史，也有利于让社会各界更为关注历史、学习历史，推动史学更好地发挥它的社会功能。 六十年悠悠岁月匆匆行过，但往事并不如烟。当年我有幸直接参与了这两本工厂史的编研工作，受系党政领导的委托，啣命筹划、组织和协调推进此项任务的方方面面，至今记忆犹新。我蹲点于大中华橡胶厂，与同学们一起学习、劳动、调查研究，几度修订厂史的编写大纲和框架结构，以及文稿的审读。我还负责联系第二纱织机厂厂史的编研工作，自始至终积极参与其事。时至今日，审视几十年前这件工作，自有其值得肯定的方面，似乎也称得上是为后世留下了一些有益的文化遗产，但显然也存在不少不足甚至是不当之处。值此两本厂史出版面世之际，匆匆草成此文，以备鉴察。
2019年6月于复旦大学历史系 |
(复旦大学历史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著，陈雁、马军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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