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当代艺术在全球化时代的奇观胜景与“文化景观”,时胜勋从对“景观”的批判意识入手,于新著《国际化与本土化:全球化时代中国当代艺术的文化景观》一书中梳理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国际化与本土化的进程与思路。为何要彰显中国当代艺术的“当代性”价值?他强调,“博物馆化的中国艺术(即无‘当代性’)与复制化的西方‘当代艺术’(即无‘中国性’),都不是今天我们所需要的中国艺术。这种价值流动说明中国当代艺术的未定型性”。时著指出,国际化与本土化其实是中国当代艺术的文化远游与精神回归,中国当代艺术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关键是文化底蕴、美学思考与艺术精神本身的吸引力和身份性,而非止于国际形象和民族符号。中国当代艺术是全球化的产物,也是全球艺术的一部分,时胜勋在书里从全球化语境观照当代艺术在“国际化与本土化之间”的视域融合与艺术自主性,并为中国艺术精神的审美激活与“走向未来的中国当代艺术”提供了自己近年来在美学探索方面的诸多思考。
时著将中国当代艺术划为三个范式,即20世纪80年代的现代主义、20世纪90年代的后现代主义、新世纪以来的当代主义,简要言之,中国当代艺术主要指涉后现代主义、新媒介艺术等更新潮的艺术。对于中国当代艺术在国际化与本土化过程中呈现的纷繁景象,时胜勋借助“景观”这一既显示价值又遮蔽价值的文化术语来梳理中国当代艺术的成绩与问题,以避免对其呈现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一观了之。除了景观的批判意识,时著关注艺术创作的语境性、维度性而非实体性,即关注艺术境遇化的、具体化的创作差异和观念启发。时胜勋区分了中国当代艺术“自发国际化”与“自主国际化”两种国际化路径,在分析中国当代艺术国际化的实践策略时,他从国际化理论研究的理论层、国际化实践的机制层、国际化创作的艺术家主体层三个层面分别提出了九个策略来思考当代艺术国际化的完整链条,致力于中国当代艺术从适应性的国际化转变为参与型、创造型、引导型的国际化。至于最理想的艺术国际化状态,时胜勋认为是“每个国家都有世界各国的产品,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感受到世界。但是,感受一个国家不只是感受它的产品,更要感受它的语境、氛围”。
与国际化相对应,时著在分析中国当代艺术的本土化朝向时,认为本土是当代艺术的“地气”和“灵气”之所在,“当代世界是多元的,创新的中国当代艺术也必然成为世界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并非仅仅成为西方当代艺术的分支,这是中国当代艺术本土化的基本意义”。时胜勋在书中提出了“从传统到后传统”的见解,并呈现了当代艺术本土化的“光谱”:依次为由强到弱渐变的高度本土化、中高度本土化、中度本土化、低度本土化、微度本土化。他认为,从传统方向来说,从最传统的高度本土化到最稀薄的微度本土化,本土化程度由高到低,这表现了本土化、传统化的伸缩性、灵活性,体现了从传统到后传统的范式转型。这种光谱性的本土化思路,考虑到了当代艺术的多元性、开放性和流动性,而不是一说本土化、传统化就一定要原汁原味,更不是通过冻结文化差异来寻求自身不朽,因为本土本身也处于关系性和语境化的变动之中。
时著最难得的,也是此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其开阔的艺术格局与超迈的审美理想,他坚信“所谓当代艺术,就是自由的艺术”,而艺术家的“终极目的是用艺术去呈现这个世界,用艺术来表达个体与人类的精神和情感,不断地推进艺术的更新和人类精神的更新”。时胜勋秉承捍卫艺术本体的主张,他认为“在艺术自身力量看来,任何艺术都是世界的、人类的、宇宙的,而并非止于本土”,当代艺术获得的政治、资本、体制的青睐只是暂时性的,“艺术是一种感性解放力量、审美救赎力量、社会介入力量,因此真正的当代艺术恰恰是拒绝被资本收编,拒绝被商品化、装饰化,拒绝被历史化,拒绝被博物馆化,它以其不合作、反抗式、叛逆式、挑战式的姿态介入全球资本主义、消费主义社会,艺术死了,那是艺术以其凤凰涅槃实现自由的价值”。
借用马克思对宗教的论述,也可以说艺术是“失去灵魂之社会的灵魂”,艺术始终是弥补人生和社会缺陷的最高价值的代表。尽管商业价值不断蚕食甚至吞没人们绝大部分的生活领域,但艺术依然是对我们日常平庸生活的补偿,真正的艺术家会代表每个人去开拓新的被忽视的人类经验的疆域。今时今日,我们每个人有必要了解和关注当代艺术,提升日常生活的艺术化程度与自身的审美自觉,并以此推动自身的提升与完美,就像时著中所言,“艺术的尺度就是人的尺度,而人的尺度就是自由的尺度、美的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