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征国
王征国,毕业于哈尔滨师范大学政治系,并分别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山大学哲学系进修硕士、博士学位课程。现任湖南省创新与方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兼任中山大学“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研究员。已主持完成国家级课题3项、省级课题4项,出版个人学术专著9部、合著9部,主编理论著作13部,在省以上公开报刊发表论文190多篇,其中在《哲学研究》、《人民网》等国家级报刊或网站发表或转载的有35篇。代表性专著:《新生产力论》、《道德规范论》、《思想解放论》等。
——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文/王征国
中国抗日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1]。它与欧洲战场[2]、北非战场[3]、太平洋战场[4]一起,构成了世界四大反法西斯战争。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中国东北 ,并于1937年7月7日在卢沟桥(七·七事变)挑起冲突,开始全面侵华。由此,中国抗日战争史分为六年局部抗战和八年全面抗战。最后时刻美苏伸出援手,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正式宣布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今年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5],海峡两岸同胞共同追忆抗战历史,最强音是《抗日义勇军进行曲》。“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中国抗日战争树历史丰碑,其重大意义在于把日本侵略军全部赶出了中国国土,并使日本于1895年通过《马关条约》侵占的中国台湾省和澎湖列岛等地,回归祖国。这一胜利,扭转了一百多年来中国在抵抗外国武装侵略作战中屡战屡败的局面,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败到重新振起的转折点。缅怀抗战英烈,70年前“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的炮火前进!”70年后“我们万众一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931年9月18日,驻华日军发动强占中国东北的侵略战争。在这民族危亡的严重时刻,中国共产党发出在东北发动民众武装反日,收复失地的号召,并派出一批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到各地开展抗日武装斗争,东北各阶层人民和爱国官兵纷纷组织“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等各种名称的抗日武装,奋起抵抗。这些抗日武装被统称为东北抗日义勇军。比较著名的有以马占山为总司令的黑龙江抗日救国军,以王德林为总指挥的吉林中国国民救国军,以李杜为总司令的吉林自卫军,以邓铁梅为总司令的东北民众自卫军,以耿继周为首领的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以苏炳文为总司令的东北民众救国军等。1932年夏,东北抗日义勇军发展到30余万人,活动遍及东北三省及热河省172县中的102县和沈阳、长春、吉林、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大中城市。
辽东抗日救国军。孙铭武,及其兄孙铭久、弟孙铭宸都是抗日英烈。“九·一八”事变前,孙铭武任昌黎县警察局长,直隶临、抚、昌、卢、迁五县警备司令部上校参谋长。事变发生后,他与奉天省警务处长黄显声联系,提出武装抗日主张。同山城镇的好友留日学生张天行组织抗日武装,策动辽宁公安大队第28中队李栋材部哗变,在兴京大苏河宣布起义成立血盟救国军,被推举为总司令。起义前夕,在孙家大院创作了一首义勇军抗日军歌,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一首义勇军军歌,是《抗日义勇军进行曲》(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母本”。孙氏三兄弟将“抗日救国”血书於旗杆上,攻入了红石镇。1932年1月初,血盟救国军迅速发展到千余人。1月19日,孙铭武被出卖在芷山被捕,执笔遗书嘱其子曰:“……父生年四十有四,时置国家变乱,余本国家军人,必须与国同难,故奋然抗日,号召民众救国,但不幸中途惨遭挫折。父今为国而死吾子必继父志,为国努力。……父死九泉已瞑目矣。”。孙铭武牺牲后,孙铭宸率部与敌人激战三天三夜,部队被打散后,远赴北平在救国会的帮助下重建东北义勇军第3团,后在天津被铺,敌人用尽酷刑,孙铭宸凛然不屈,最后被日军杀害。2014年9月1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按牺牲年份和姓氏笔画,孙铭武排在了第一位。邓铁梅,曾任凤城警察大队长和公安局长,深感“九·一八”之痛,于10月下旬成立了“东北民众自卫军”。一个多月后,队伍发展到2000余人,活动在丹东、凤城、岫岩、庄河一带。到1932年秋,东北民众自卫军已发展到1.6万余人,组成八个团,两个大刀队,其中半数以上是满族青年。1934年5月27日,邓铁梅因患了痢疾,被秘密送到凤城县小蔡沟张家堡子一家张姓亲属家中养病。5月30日晚,被叛徒沈廷辅带领的伪便衣暗杀队捕获。9月28日夜,在日军百般劝降无效下被杀害。邓铁梅牺牲之后,苗可秀扛起了抚顺,本溪,丹东三角地区的抗日大旗,率领另一支抗日队伍“中国少年铁血军”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更顽强、更壮烈的斗争。
辽西抗日义勇军。高鹏振,先在民间自卫团里当差,后与奉系军阀发生矛盾,被迫投身绿林。“九·一八”事变当天,他正在沈阳养病,亲眼目睹了日军杀人放火的暴行,病未痊愈就决定回家组织民众武装抗日。在事变后第9天即1931年9月27日,他以旧部为基础,联合其他绿林,取消匪号,在黑山、新民交界地区组建了全国第一支抗日义勇军,取名为“镇北军”。1931年10月10日将“镇北军”改为“东北国民救国军”,下设4个团,骑兵和步兵3000多人。北平救国会成立后,救国军经过短时间整顿,马上投入对日作战。11月中旬,高鹏振获情报:一个小分队日军到新民金五台子抢粮食。高鹏振率轻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日军全歼,首战告捷,人心大快,从而打响了义勇军民众武装抗日第一枪。接着12月3日,又在黑山确屯打了一场漂亮仗,毙日军120余人,缴获三八枪42支、手枪15支、轻机枪4挺、日本军马78匹。王显廷,曾任东北军黑山、新民、北镇、台安四县兵站处处长。1931年10月,朱庆澜与东北军将领高文斌、冯安国等人,到辽西和蒙边各县发动群众组建义勇军,在清河门约见了王显廷,决定由王显廷任司令,冯安国任副司令,组建辽西抗日义勇军第1路军,由朱庆澜援助部分枪支弹药。10月下旬,王显廷就在黑山白厂门以自家院落为司令部,发出招军檄文,号召村民来参军,成立了一支2000多人的义勇军队伍。耿继周,辽西著名的抗日将领,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4路总司令。1931年10月初,耿继周在家乡新民组织成立了1000多人的抗日队伍,至年底队伍扩至万余人,约为两个师。他所率义勇军主要活动于辽西、锦州一带。为阻止日军西犯,该部多次袭击西侵日军,数次袭击和占领新民、彰武县城。经过大小数十次战斗,义勇军的弹药消耗殆尽。为了坚持战斗,耿继周决定毁家纾难,将所有家产悉数变卖,以充军需,虽然杯水车薪,但产生了良好的示范效应,部下纷纷效仿,不仅使枪械弹药得到一定补充,也大大鼓舞了士气。1932年1月3日,辽西最后一座军事重镇锦州沦陷,耿继周把战斗重点转移到辽西的农村。1932年3月,耿继周派兵配合各路义军攻打沈阳。8月,他亲自率部一举打下锦西县城。随后在锦州附近的汤河子战役重创日军,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潘贯儒受救国会派遣,与北镇人苏振生在黑山县大虎山附近的龙山组建义勇军第5路军,队伍3000多人。于百恩、张海涛在北镇县组建了义勇军第12路军,队伍3000多人。贾秉彝于北镇、黑山北部与阜新、彰武交界处,组建了“讨倭救国义勇军”,后被“救国会”编为第15路军,队伍1000多人。赵大中、卢士杰在北镇县大东沟,组建了“蒙边镇威第一义勇军”,后被救国会编为第25路义勇军,队伍500多人。由督范,受张学良和救国会的派遣,来到锦州大凌河附近的一家峪(现为义县所辖),在当地爱国人士谢朝品的协助下,成立了第26路义勇军,队伍3000多人。郑桂林在绥中、建昌一带组建第48路义勇军,队伍发展到14000多人,是辽西义勇军的一支劲旅。锦州沈家台人宋九龄,辞去天津长芦盐务缉私局局长职务,受朱庆澜之命,在锦西、建昌一带组建“民众抗日救国军”,队伍发展到6000多人,1931年10月,他把大本营迁到家乡沈家台,11月22日,亲自指挥攻打锦州日军司令部和日本驻军北大营。马子丹,其家是义县刘龙台首富,地多,商号也多,在当时的北平大栅栏都有他家的银号和皮货庄。他曾在热河省当巡官,因不满官场的黑暗,辞官还乡。“九·一八”事变后,在好友梁云阁、周成扬等人的协助下,以联庄会为基础组建义勇军,自任司令,以自家院落做司令部,用家资做军需。队伍发展到1000多人,不久被朱霁青领导的“东北国民救国军总监部”收编,马子丹任东北国民救国军独立第8师师长。当时开明士绅在锦州地区组建义勇军的还有北镇县出身富裕家庭的锡伯族爱国士绅佟锡久,在他的号召下不仅附近的农民纷纷前来参军,而且在沈阳读书的儿子佟国珠也辍学参加了义勇军。中共地下共产党员王北成,在黑山铁路沿线组建抗日义勇军骑兵大队。他当年的合法身份是黑山县励家车站站长,1931年10月,在中共沟帮子党支部书记欧阳强领导下,组织了一支300多人的抗日义勇军骑兵大队。11月,由东北社会名流组织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将辽宁各地及热东、蒙边地区的义勇军,以路军和支队为基本建制单位,统一改称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到12月末,“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编成了共22路达7万余人的抗日队伍。
吉林抗日义勇军。主要由东北军部分爱国官兵组成,首先是东北军团长冯占海率部抗日,随后旅长李杜、邢占清、赵毅等人也宣布抗日,在五常、拉林、双城(今均属黑龙江)和榆树等地抗击日军。1931年11月12日,吉林省临时抗日政府于宾县成立,任命冯占海为吉林警备司令,参谋长张纯玺,下辖吉林警备军。1932年1月31日,依兰中将镇守使李杜等爱国将领在哈尔滨集会,决定成立吉林自卫军总司令部和自卫军——中东铁路护路军联合军司令部,统一指挥吉林抗日义勇军各部。公推李杜为吉林自卫军总司令兼联合军司令,护路军总司令丁超,吉林自卫军副总司令兼右路总指挥冯占海,中路总指挥邢占清,左路总指挥赵毅(后被迫下野),前敌总指挥王之佑,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任中人,自卫军总司令部少将参议佟衡。该部在哈尔滨保卫战中与日军激战五日后撤出,转移至巴彦、宾县,吸收哈尔滨以东各县抗日武装,使总数达5万余人。1932年2月8日,东北军营长王德林在小城子誓师组建吉林“中国国民救国军”,并被推任为总司令,副总司令孔宪荣,前方总指挥部总指挥吴义成,前方总指挥部参谋长胡泽民(后牺牲),接连攻克敦化、蛟河等县城,部队发展到近2万人。1932年4月,黑龙江省救国军总司令马占山将军电邀吉林自卫军——护路军联合军将领李杜、丁超、冯占海、邢占清等派代表赴拜泉召开联席会议,共商黑吉两省联合抗日大计。会议决定两省抗日义勇军联兵反攻哈埠(即哈尔滨市)。1932年5月后,吉黑两省抗日义勇军大举反攻哈尔滨失败,吉林自卫军总司令李杜率部万余人撤往黎树镇、勃利县、佳木斯一带休整,到7月份全军兵力已达7万余人。1932年9月,冯占海部吉林救国军围攻省城吉林市不克,弹药耗尽,且遭受严重伤亡,不得已被迫撤围,率部退往热河省。10月,少帅张学良将其所部改编为陆军第63军,军长冯占海兼第91师师长,时有兵力4万余人。1935年后,受蒋介石、何应钦的排挤,冯占海被迫自请取消军的番号,部队被缩编。1938年冬,第91师奉第9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令开赴南昌附近接受改编,冯占海师长于途中悄然离军出走,同年寓居香港。抗日战争胜利后,坚决拒绝回东北打内战。1933年1月,日军在招降丁超、击败李杜部后,立即集结重兵攻击王德林部。副总司令孔宪荣率主力余部600人及伤员、家眷等,经东宁退入苏联境内,其李先民、赵圣武等部西向转移,进入横道河子附近地区。1934年9月,李先民意欲投敌,被部下打死,残部被敌缴械。赵圣武在一面坡以南小山子地区受伪军诱骗,被敌缴械,赵被枪杀,所部失败。吴义成部坚持抗日,于1939年春,全体战死于敦化县境内之威虎岭。原第17团、补充第1、第2团在总部参谋长李延禄、补充第1团中共秘密党支部书记孟泾清等领导下,整编为“东北抗日救国游击军”,李延禄任总司令,孟泾清任政治委员,这支部队成了中共东北抗日联军第4军的前身。
黑龙江抗日救国军。由东北军将领马占山和苏炳文两支抗日队伍组成。吉林西部抗日义勇军李海青部也曾到黑龙江境内进行抗日活动。1931年11月19日,马占山在江桥抗战后率部自齐齐哈尔撤至拜泉、克山一带,部队伤亡惨重,无力再战,于是以黑龙江省政府主席的名义下令收编海伦、克山、拜泉、肇州、肇东、泰康、青冈等十余县的公安队、民团。不到2个月,队伍扩充到2万余人。此时,日军集重兵对马部进行“围剿”。面对强敌,马占山于1932年2月中旬暂与日军妥协。1932年4月2日,马占山逃脱敌人的严密控制,再举义旗,重返抗日战场。4月7日马占山到黑河后,一方面联络李杜、冯占海、李海青等人参加军事会议,协同作战;一方面重建军政机关,并组建黑龙江省抗日救国军总司令部。5月总司令部在海伦成立,马占山任总司令,共8万余人。该部于呼海铁路(呼兰—海伦)、齐克铁路(齐齐哈尔—克山)沿线频频出击,在松浦镇、安达、海伦等战斗中取得很大胜利。日本参谋本部因马占山军骑兵较多、行动飘忽,于6月6日调近卫师团之骑兵第1旅团到东北增援。6月10日,本庄繁命第14师团长松木直亮率其第27、28旅团及骑兵第1旅团,并配属黑龙江伪军,专事围剿马占山军。一个多月的时间内,日军曾组织了7次大规模的围攻。但由于马占山军骑兵行动快速、地形熟悉,既有当地民众积极协助,又有内线暗送情报,所以日军的7次围攻全部扑空,并有数百名伪军伤亡。本庄繁为了进一步集中兵力和提高部队的机动性,于7月中旬又将驻锦州第8师团之骑兵第8联队、驻哈尔滨第10师团之骑兵第10联队调至绥化、绥棱、海伦一带,并令关东军飞行队以主力配合第14师团的作战。7月下旬,在海伦的日军第28联队长平贺英雄侦知海伦以东正白旗二井一带驻有马占山部骑兵1000余人,判断其可能将渡河北上,急令步兵第50联队及骑兵第18联队至正红旗十井子一带阻止马部北进。马占山部的骑兵于27日晨进至安固镇至刘家店间公路上,由于警惕性不高,未派出警戒,以旅次行军队形沿公路行进。上午9时许进入伏击圈内,日军四面袭击,一经发觉,形势已极严重,经奋力死战方突出重围,士兵伤亡数百,一切辎重损失几尽。马占山亦于此役面部受伤,此后转战东山一带。途中山高林密,人迹罕至,粮盐俱绝,杀战马充饥。经40余日始脱离山林绝境,于9月9日到达龙门。日军在战场发现马占山所用物品,认为马占山已战死;9月间知马占山未死,即派兵到处堵截。马由龙门转进到讷河,后撤至扎兰屯地区与苏炳文部会合。1932年9月27日,海(拉尔)满(洲里)护路军总司令苏炳文和朴炳珊联名通电起义,公开投入抗日阵营。9月30日,张殿九、谢珂、朴炳珊、李海青、邓文等黑龙江省救国军的10名将领联名通电拥戴苏炳文为总司令。10月1日,东北民众救国军在海拉尔成立,苏炳文任总司令,张殿九任副总司令,谢珂任参谋长,张挺玉任前敌总指挥。起义军占领了满洲里、海拉尔、博克图、扎兰屯、富拉尔基等要地,攻占了昂昂溪和安达。日本参谋本部于10月7日致电关东军:“考虑到必要时势必不等讨伐东边道取得成果,即在嫩江以西发起积极作战”,要求立即向苏炳文部发起进攻。松木直亮遂集中其第14师团兵力,分别向昂昂溪和富拉尔基发动反攻。李海青部很快被日军击溃,向南撤走。苏炳文部经两日激战,也撤出富拉尔基。由于第14师团主力被钳制在嫩江以西地区,齐齐哈尔以东、以北义勇军的进展稍顺利,至10月中旬,已先后攻克拜泉、克山、讷河、安达、青冈、通北、龙镇、巴彦等城镇。10月20日,马占山、苏炳文分别向拉哈和富拉尔基发起进攻。激战至29日,义勇军攻占了拉哈街区,日军退缩至车站坚守。31日,得而复失的富拉尔基又为义勇军占领。这时齐齐哈尔已陷入义勇军的包围之中。从11月12日开始,松木直亮以第14师团主力和2个骑兵旅团、3个飞行中队向明水、拜泉、依安、拉哈及其以东地区发起进攻。在日伪军强大攻势的打击下,至20日,嫩江以东各部义勇军相继受到严重挫折。12月1日,苏炳文在博克图召开了秘密会议。与会人员一致认为前方主力已被击溃,后方兵力过于薄弱,难以久守。为保存实力,决定退入苏联境内。2日晚,苏炳文、马占山、张殿九、谢珂等率正规部队3000余人、非战斗人员1200余人乘火车离开海拉尔,4日到达满洲里,向苏联边防部队交出武器后进入苏联境内。日军于5日占领海拉尔,6日占领满洲里。邓文、李海青等部逐渐向南转移,在大赉附近渡过嫩江,经瞻榆,于1933年1月中旬转进至热河开鲁地区。2月中下旬起, 越境退入苏联的义勇军共计1万余人,分8批回到新疆;7月国民政府宣布将这些人编入新疆部队。越境的群众通过海参崴送归中国。
东北抗日联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前身是东北抗日义勇军余部、东北反日游击队和东北人民革命军。从1932年初开始,中共满洲省委陆续派省委军委书记杨林、杨靖宇等到南满;中共大连市委书记童长荣到东满;省委军委书记赵尚志到巴彦、珠河;省委秘书长冯仲云到汤原,进行创建抗日武装的工作,先后建立起巴彦、磐石、海龙、延吉、珲春、汪清、安图、和龙、珠河、密山、宁河、汤原、饶河等十几支反日游击队和抗日救国游击军、绥宁反日同盟军等,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日本侵略者。同时,争取伪军哗变,收编义勇军残余部队和其他一些如“山林队”、“红枪会”等反日武装。各地反日游击队在同日伪军的浴血奋战中不断发展,壮大了自己的力量。东北抗日联军共有11个军,人数最多时有4万多人,其中,第1、2、3、6、7等军是在反日游击队(共产党领导)的基础上建立的;第4、5两军是在王德林的救国军、李杜的抗日自卫军余部的基础上建立的;第8、9、10、11军是在义勇军余部和抗日山林队的基础上建立的。第1军:杨靖宇任军长兼政委。杨靖宇,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至东北工作。“九·一八”事变后,任中共哈尔滨市道外区委书记、市委书记、兼满洲省委军委代理书记。1932年秋被派往南满,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任政治委员,创建了以磐石红石砬子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1933年9月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第1独立师师长兼政治委员。1934年4月联合17支抗日武装成立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任总指挥。同年11月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军长兼政治委员。1936年6月任东北抗日联军第1军军长兼政治委员。7月任东北抗日联军第1路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率部长期转战东南满大地,打得敌人心惊胆战,威震东北,配合了全国的抗日战争。1939年10月,日本关东军司令部调集了7.5万兵力,开始对东南满地区杨靖宇领导的部队实行重点“讨伐”,悬赏缉捕杨靖宇,部队减员很大。杨靖宇与魏拯民等指挥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游击。自己率警卫旅转战于濛江一带,最后只身与敌周旋5昼夜。杨靖宇不愧是真正的钢铁战士,是用特殊材料铸成的共产党员。渴了,抓一把雪吃,饿了,吞一口草根或棉絮。他以难以想象的毅力,坚持和敌人进行顽强斗争,直至弹尽。1940年2月23日,在吉林濛江三道崴子壮烈牺牲。当时日军十分好奇,想知道他究竟是吃什么的,这么厉害!当日军将他的胃剖开,发现胃里除尚未消化的草根、树皮、棉絮外,竟没有一粒粮食,所有在场的人都惊呆了。第3军:赵尚志任军长,李兆麟任政治部主任。赵尚志,1925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东北地区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1932年初,在他的一再要求下,中共满洲省委同意赵尚志离开哈尔滨,秘密前往巴彦县到张甲洲领导的巴彦游击队工作。化名李育才的赵尚志到了巴彦后,帮助张甲洲整顿了队伍,培养了一批抗日骨干。1932年11月,根据满洲省委指示,巴彦游击队被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6军江北独立师,张甲洲任师长,赵尚志任政治部主任。这支抗日队伍在张甲洲、赵尚志等的领导下,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曾攻占过巴彦县城,打下过康金火车站,进行过西征,横扫过北大荒。1933年4月,赵尚志来到宾县孙朝阳的反日义勇军参加抗日活动。初为马夫,后在攻打宾县的战斗中,孙朝阳采用了赵尚志的军事谋略攻下了县城,赵尚志因此被任命为该部队的参谋长。1933年10月10日,赵尚志又投身中共珠河县委领导下的反日游击队,担任县中心大队的队长。1934年5月,赵尚志率领的反日游击队接连攻克了五常和巴彦两座县城。6月,珠河反日游击队扩编为“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赵尚志被任命为总司令。1936年,赵尚志任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军长,下辖7个师,全军约6000多人,活跃在松花江两岸20多个县境内。1939年后,由于日伪军连续派重兵“讨伐”,东北抗战进入最艰苦时期,敌人曾悬赏一万元,通缉赵尚志。1942年1月,赵尚志带领小分队从苏联回到东北,在梧桐河一带活动。2月12日在袭击梧桐河警察分所时,被打入革命队伍的日伪特务刘德山击伤腹部,昏迷中被俘。日本关东军割下他的头颅由黑龙江空运至伪满首都新京(长春),和在南满牺牲的另一抗日英雄杨靖宇的首级一起陈列。第3军2团政委赵一曼是著名的抗日女英雄,在战斗中因负伤昏迷被俘,1936年8月英勇就义,她留有著名诗篇《滨江述怀》等。第6军:夏云杰任军长,李兆麟任政治部主任(代)。李兆麟, 1932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随后被派到本溪煤矿从事工人运动。次年8月调中共满洲省委军委工作,先后赴海伦、珠河等地参与创建抗日武装。1934年起任珠河反日游击队副队长、哈东支队政治委员、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政治部主任、北满抗日联军总政治部主任。曾与赵尚志等指挥打宾州,克五常堡,与李延禄部配合袭击洼洪,攻占林口,指挥老钱柜等战斗,创建松花江下游汤原抗日游击根据地。1939年5月任东北抗日联军第6路军总指挥,率部在广袤的松嫩平原上开展了英勇的抗日游击战,打击日伪军,先后攻克讷河、克山、肇源等县城。1940年底,抗联部队在极其艰难困苦和险恶的环境下遭受严重挫折后,李兆麟和周保中等组织整训部队,继续坚持斗争,曾任整训后的东北抗联教导旅政治副旅长。抗日战争胜利后,李兆麟以中共代表身份任滨江省副省长。1946年3月9日在哈尔滨被国民党军统暗杀。据黑龙江省抗日战争研究会统计,东北抗日联军对日作战次数约10余万次。据日伪统计机关统计,1935年39105次,1936年3617次,1938年13110次,1939年6547次,1940年3667次;日伪军伤亡人数,据抗联第2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将军提供:1931~1937年抗联歼敌10.35万人,1937~1945年歼敌8.27万人,共计18.62万人;牵制日军兵力:1937年20万,1940年40万,1941年为76万。东北抗日联军中还有不少朝鲜人,战后在苏联帮助下,他们组建了朝鲜劳动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代领导人(金日成、崔庸健)多为东北抗日联军中层军官。
热河察哈尔长城抗战。1933年元旦夜11时,日军开始向山海关进攻。爱国将领何柱国率守军奋起反击,千百年前古人留下的长城点燃了抗击侵略者的烽火。通过3个昼夜的激烈巷战,中国守军第1营、3营将士全部殉国,1月3日山海关失陷。日军很快转向进攻热河(包括今河北省东北部、辽宁省西南部、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共22个县)、察哈尔省(今张家口地区及内蒙古蒙古族自治区南部与河北省接壤地区)一带,力图先占领长城北部地区,再攻破蓟镇、宣镇长城防线。承德于3月3日失守,在义院口、界岭口、青山口、喜峰口、铁门关、罗文峪、冷口、古北口、多伦、张家口等100多个长城关口、蜿蜒1000多里的长城沿线上,中国守军严阵以待。第一阶段从3月5日开始,长城抗战打响。日军向长城各口大举进犯,中国驻军的顽强抵抗,形成尖锐激烈的阵地争夺战。著名的29 军将士在喜峰口、潘家口御敌,500精兵组成大刀队趁夜色潜入日军阵营,480人壮烈牺牲,砍杀大量日寇。29军将士坚守7天7夜,打退日军无数次强攻,毙敌3000多人,迫使敌军后撤。关麟徵所部25师和东北军王以哲部在古北口血战3昼夜,4000多将士伤亡。商震部黄光华师在冷口与日军浴血搏杀,使阵地失而复得。第二阶段是4月初,日军再次扑向长城各口。4月11日,冷口失守,腹背受敌的喜峰口守军被迫撤退;4月20日至26日,黄杰第2师等在古北口以南的南天门进行了8个昼夜艰苦卓绝的防御战,日军伤亡5000人,守军伤亡3000多。第三阶段从5月26日开始,长城抗战扩大。这一天,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等爱国将领在张家口正式成立以冯玉祥原部下和共产党支持者为主组成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共有10万人,冯玉祥为总司令。6月22日起,同盟军开始向察哈尔和热河的伪军展开进攻,收复了长城沿线的康保、宝昌、沽源三县城,进而进军多伦,扼守这里战国、秦、汉、金各朝修筑的长城。大批日寇和伪军急忙压过来占据多伦。吉鸿昌调兵遣将,率军攻城,鏖战异常激烈,吉鸿昌亲率敢死队奋勇攻城,危急关头赤裸肩膀,一手举刀,一手端枪高呼:“弟兄们,跟我来,杀他个兔崽子!”带头冲锋。由此,“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吼声响彻长城内外。经过5昼夜苦战而破城,再经3个星期的苦战收复察哈尔千里失地。7月12日,同盟军在吉鸿昌的指挥下与伪军将领李守信达成谈判协议,李守信答应让出多伦一个月给同盟军。一个月后,李守信再次攻占多伦。其后,日军和满洲国军队2万人对多伦进行反扑,同时南京政府为实现军令统一,也派遣军队进逼张家口,威胁同盟军的后方。在此情况下,冯玉祥被迫于1933年8月5日通电全国解散抗日同盟军,并离开部队,同盟军大部被宋哲元收编。但方振武、吉鸿昌和中国共产党掌握的部队不愿接受收编,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继续进行战斗,转入河北昌平一带,至10月失败。方振武流亡国外,吉鸿昌逃亡天津后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后在北平被处死刑。1935年5月31日,南京国民政府签定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停战协定》。该协定签订后,日军又制造事端,经与日方多次秘密会商,1935年7月6日,何应钦正式复函梅津美治郎,表示对“所提各事均承诺之”,何梅二人往来的备忘录和复函就是臭名昭著的《何梅协定》。这标志着长城抗战结束。
绥远抗日晋绥军。1936年5月12日,在日本关东军的操纵下,在化德成立了傀儡政权——蒙古军政府。11月5日,田中隆吉召集德王、李守信、王英等布置攻绥计划。绥远省主席兼晋绥军第35军军长傅作义以“不惹事,不怕事,不说硬话,不做软事”的原则同日军和德王进行坚决斗争,在军事上也作了相应的准备。第一阶段:红格尔图战斗。1936年11月16日上午,傅作义与赵承绶发出作战命令:由骑兵第1师师长彭毓斌率骑兵4个团,由步兵第218旅旅长董其武率步兵2个团及炮兵1个营,在彭毓斌、董其武统一指挥下,以秘密、迅速的行动歼击红格尔图附近之敌,并限于17日夜间发起袭击。并调驻丰镇的第68师第401团至大六号,掩护集宁东北一带,支援出击部队。18日凌晨1时30分,晋绥军发起全线攻击,战至上午7时,土城子大部被攻占,红格尔图东、南、北三面之敌向北方逃窜。8时半,骑兵第1师师部进入红格尔图。此役击毙伪军500余人,俘20余人,连同前3天的保卫战,共毙伪军1000余人。晋绥军从俘虏中找出了王英军的电台台长、日本人牟礼吉和雇员松村利雄。在红格尔图激战的同时,李服膺部1个团在兴和与敌展开了攻防战,经17、18两日激战,王英部伪军于20日全部退出兴和。第二阶段:百灵庙之捷。百灵庙名义上是国民政府的蒙政会所在地,实际上日本和德王把它经营成进行侵绥战争的后方基地。驻守这儿的有伪第7师(骑兵)约1800人、德王直属骑兵1000余人,另有专任指导的日本军官四五十人。总计约为3000人。同时运来大批的粮秣和装备,“存在庙上的子弹有100万发以上,白面约二三万袋”。1936年11月20日,傅作义在归绥召集孙长胜、孙兰峰和袁庆荣部署战斗,要求在24日前以迅疾动作、敏快手段,在增援之敌到庙之前袭取成功。24日凌晨1时,进攻百灵庙的战斗全面展开。日本特务机关长盛岛角芳指挥作战,以炽烈火力阻止晋绥军前进。战至4时,攻击部队深入各敌阵地,战斗呈胶着状态。上午7时天即放明,若无进展,敌飞机助战,援兵亦至,则对晋绥军非常不利。因此孙长胜、孙兰峰到第一线指挥作战,袁庆荣指挥炮兵,并拨给尖刀连9辆汽车,每班乘1辆,由东南山口鱼贯向庙内冲击,决心在早晨全歼庙内之敌。经过反复搏斗,终于突破敌阵,日本特务机关长盛岛角芳先率部逃跑,日本顾问烟草谷与伪蒙军第7师师长穆克登宝也分乘汽车狼狈逃窜。上午9时30分,晋绥军收复了百灵庙,毙伤伪军七八百人,俘虏300余人,缴获炮3门、重机枪5挺、步枪400余枝、电台3架,还缴获了弹药一批、面粉2万袋和大量汽油。晋绥军伤亡官兵300余人。第三阶段:收复锡拉木楞庙。1936年11月28日,敌以汽车100余辆运兵3000余人到锡拉木楞庙,准备反攻百灵庙。11月29日,王英直接指挥伪军骑兵2000余人绕过商都以北土木尔台,运动到陶林西北一带牵制晋绥军。晋绥军攻下百灵庙后得知伪军在此集结,料定敌必反攻,于是制定了退兵诱敌、守庙打援的方针。12月3日起,伪军向百灵庙反攻。守卫庙内的绥军1个团奋起反攻;杀伤伪军一部后,有计划地后退,诱敌深入。下午7时,庙外晋绥军发起反击,深入之敌大败而去。4日9时,彻底粉碎了伪军的反攻,毙“大汉义军”副司令雷中田及日、伪军500余人,俘200余人,并将王英伪军主力牵制于乌兰花一带,锡拉木楞庙敌守备力量大为减弱。12月9日上午,晋绥军进占锡拉木楞庙。此时,伪蒙军呈土崩瓦解之势,伪旅长安华亭率领2个团、伪团长王子修率1个团于1936年12月18日宣布反正。1936年12月19日,伪军吕存义部闻安、王反正,也率部投诚。王英带着残兵逃回张北,被日军全部缴械。至此,“大汉义军”彻底覆灭。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在卢沟桥挑起冲突,开始全面侵华,中国转入全面抗战阶段。全面抗战不仅是共产党用人民战争,靠小米加步枪,靠游击战、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打赢的,而且是国民党用重兵集团与敌人浴血奋战,打赢的!据国民党政府国防部1947年10月的统计,在八年抗战中,国民党陆军有132万8501名官兵壮烈牺牲,其中包括9名上将,49名中将,69名少将。国民党空军有4321名飞行员血洒长空,2468架战机被击落。国民党海军全军覆没,所有舰艇全部打光。而在日机轰炸重庆时仍有17家军工厂坚持24小时不间断生产,仅金陵军工厂在全面抗战中生产迫击炮7000门、重机枪1.8万挺、步枪28万支、手榴弹30万枚、炸药包20万个。
平津抗战是1937年7月7日~1937年7月30日期间国民党第29军在北平、天津地区与日本中国驻屯军的作战,它揭开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序幕。1937年7月7日夜11时,驻扎在丰台的日本军队在未通知中国北平地方当局的情况下,在国军驻地附近进行夜间军事演习,并以“一名士兵失踪”为理由,要求进入宛平城内搜查。当时驻扎在卢沟桥的是国军第37师219团吉星文部队的一营,营长是金振中。由于时间已是深夜,中国驻军拒绝了日军的要求。之后日军包围了卢沟桥,双方都同意天亮后派出代表去现场调查。但是日本的寺平副官依然坚持日军入城搜索的要求,在中方回绝这一要求后,日军开始从东西两门外炮击城内,城内守军未予反击。在日军强化攻击后,中方守军以正当防卫为目的开始反击,双方互有伤亡。随后卢沟桥北方进入相持状态。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政府一方面标榜“不扩大”方针,一方面向华北派兵。至7月20日为止,中国驻屯军所属部队已分别集结于密云、高丽营、天津和北平附近地区。在日军向平津地区集结期间,国军派兵一部向保定、石家庄地区集结。第29军令第132师在永定河以南集结,令该师独立第27旅进入北平担任城防。25日晚,日军一部侵入廊坊,26日占领。当日下午,日军向第29军发出最后通谍。19时,日军1个大队乘车经广安门向北平城内开进,受到守军阻击。27日,日军对通县、团河、小汤山等地第29军驻军发动袭击。守军分别退至南苑和北苑。28日8时,日军在军司令官香月清司指挥下向北平地区第29军发动总攻。主攻部队第20师团,在飞机、炮兵支援下,对驻守南苑的第29军特务旅、第38师第114旅、骑兵第9师等部发起攻击。南苑守军在日军攻击下,指挥失灵,各自为战。位于丰台的日军驻屯旅团主力,前出到大红门地区切断南苑到城内的道路,阻击由南苑向城内撤退的第29军部队。战至13时,南苑战斗结束。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第132师师长赵登禹在指挥作战中殉国。与此同时,第29军第37师一部向丰台日军发动攻击,被日军增援部队击退。28日下午,宋哲元委派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兼北平市市长,于当日晚离北平赴保定。第37师奉令向保定方面撤退。29日8时,日军独立混成第11旅团攻击北苑与黄寺。黄寺守军冀北保安部队与日军战斗至18时后撤退。北苑守军独立第39旅与日军战斗后转移到古城,战斗结束后又返回北苑。该旅于31日被日军解除武装。驻防天津的第29军第38师,于29日凌晨主动向天津日军发动攻击,攻占天津总站日军驻地,并向驻海光寺日军司令部和东局子飞机场展开攻击。开始时较为顺利,后在日军飞机、炮火反击下,至15时开始撤退,随之天津沦陷。29日驻通县伪冀东保安队反正,并向通县日军和伪冀东自治政府发动攻击,取得胜利。当日下午,反正部队撤离通县向北平转移,在城北受到日军的袭击,然后转移向保定。第29军第37师奉令向保定撤退时,该师第110旅在宛平至八宝山一线掩护军部和北平部队经门头沟南撤,任务完成后,于30日撤向保定。日军独立混成第l旅团和驻屯旅团分别在30日晚和31日进占长辛店西面高地和大灰厂附近地区。至此,平津抗战结束。
淞沪会战是1937年8月13日~1937年11月26日期间国民党军队抗击侵华日军进攻上海的战役,又称作“八·一三淞沪战役”。在此期间之前,曾发生过“一·二八”淞沪抗战,它与这次淞沪会战有直接关联,需予以补述。1932年1月28日晚,日本侵略者突然向闸北的国民党第19路军发起了攻击,随后又进攻江湾和吴淞。19路军在军长蔡廷锴,总指挥蒋光鼐的率领下,奋起抵抗。1932年2月14日,蒋介石命令由前首都警卫军87、88师和教导总队组成第5军,以张治中为军长增援19路军参战。19路军和第5军并肩作战,取得了诸如庙行大捷等胜利,给予日军一定打击。但3月1日,日军援军在我军防备薄弱的浏河一带登陆,形势逆转,我军被迫撤退到第二线防守。3月3日,日军在英、美、法等国“调停”下,宣布停战。由于1932年《淞沪停战协定》的限制,中国军队不能在上海市区及周围驻防,市内仅有警察和保安团的微弱兵力。而日本则设有驻沪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直属兵力3000余人,大批日本舰艇常年在长江、黄浦江沿岸巡弋。但是,中国方面判断日军必将进攻上海,积极进行作战准备,做了一系列军事防御部署,部队开进上海及其附近预定阵地。1937年8月13日,日军向中国军队阵地发动进攻,淞沪会战由此开始。这场战役是中国全面抗战史中第一场重要战役,也是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战役。这场战役对于中国而言,标志着中日两国之间不宣而战、但又是全面抗战的真正开始,即卢沟桥事变后的地区性冲突已升级为全面战争。即使当时国力远高于中国的日本,也动员了全日本,马上投入全面战争。例如随即大量增加公债发行,并发起了日本全国性的“消费节约运动”。在淞沪会战中,蒋介石动用了70万国民党军队,国民党空军炸毁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炸沉日本海军第三舰队旗舰,国民党陆军为补充战损,而五次发布动员令,超过半数团职以上高级将领以身殉国。淞沪战线于11月11日全线崩溃。虽然出现了“八百壮士”,但随后上海地区毕竟全部失守。这次会战,中国广大官兵同仇敌忾,斗志昂扬,以劣势装备同优势装备的日军顽强拼搏,毙伤日军4万多人,粉碎了日本侵略者“速战速决”的迷梦。淞沪会战虽未能阻止日军占领上海,却改变了日军在中国战场的战略部署,还为上海资本向重庆转移,赢得了三个月的宝贵时间。
太原会战是1937年10月至11月,国民党第2战区部队同日军华北方面军在山西省北部、东部和中部地区进行的大规模的战略性防御战役。主要包括三大战役: 第一阶段,忻口战役。1937年10月1日,日本政府发布《处理中国事变纲要》,提出“结束战争方略和十月攻势”。当日,日军中央统帅部命令板垣征四郎率华北方面军第5师和察哈尔派遣兵团进攻太原。并命令关东军以一部兵力归华北方面军指挥,参加进攻太原的作战。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遵令于当日晚间下令第5师团并指挥进入内长城以南的关东军向太原发动进攻;接着命令第1军突破石家庄一带中国守军防线向南追击,以一部进入井陉以西地区策应第5师团进攻太原的作战;命令第2军从滏阳河左岸地区发动攻势,攻击石家庄地区中国军队的侧背。同一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令调第14集团军卫立煌部共8个军为中央集团军,在忻口正面组织防御。第2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为保卫太原,决定重点在晋北忻口地区组织防御,另以一部兵力在晋东的娘子关地区占领阵地阻击日军进攻。部署第18集团军(缺第120师)及第101、第73师、新编第2师为右集团军,由朱德指挥,在滹沱河南岸罗圈沟、峨口占领阵地,并以一部挺进敌后,威胁日军左翼;第6集团军2个师1个旅及第120师为左集团军,由杨爱源指挥,在黑峪、阳方口占领阵地,并以一部挺进敌后,威胁日军右翼;第34、第35军为预备集团军,由傅作义指挥,控制于定襄、忻县地区。10月2日,日军察哈尔派遣兵团混成第2旅团从代县向崞县(今崞阳镇)进攻,第19军坚守一周,9日崞县陷落;混成第15旅团4日绕过崞县进攻原平,第34军第196旅旅长姜玉贞率官兵与敌肉搏,伤亡殆尽。日军12日攻占原平,进逼忻口。12日,卫立煌调整部署:以郝梦龄指挥第9、第19、第61、第35军组成中央兵团,守备忻口山岭及其左侧川道;以李默庵指挥第14军和第71、第66师等组成左翼兵团,控制云中山;以刘茂恩指挥第33、第17、第15军组成右翼兵团,控制五台山。部队展开于忻口以北龙王堂、南怀化、大白水、南峪一线。13日,板垣指挥5万日军向忻口进攻,以第5师为左翼,主攻南怀化;以混成第15旅团、堤支队(相当于营)为右翼,进攻大白水;以混成第2旅团、大泉支队(相当于营)担任内长城二线守备。第5师团集中飞机30余架、重炮40余门、战车50余辆掩护步兵猛攻;中央兵团据险扼守,士气旺盛,炮火猛烈,忻口岭连日鏖战,南怀化阵地几失几得,战况惨烈。16日,中央兵团实施反击,争夺南怀化高地,第9军军长郝梦龄、第54师师长刘家骐、独立第5旅旅长郑廷珍奋勇督战,以身殉国,相继由第61军军长陈长捷、第19军军长王靖国接任中央兵团总指挥,始终坚守忻口阵地。八路军为配合忻口正面作战,在日军翼侧和后方积极打击日军。第115师一部于13日占领平型关,将团城口至东河南镇的公路破坏,16日占领团城,接着收复砂河镇、繁峙和浑源县城;一部在察南、冀西活动,收复涞源、蔚县、灵丘、广灵、曲阳、唐县。第120师一部截断怀仁至崞县的交通,另一部对崞县地区日军发动攻击,随后进至雁门关地区截击日军交通运输线,18日在雁门关以南伏击日军运输队,击毁日军汽车数十辆。第129师一部于19日凌晨袭击阳明堡日军飞机场,毁伤日机24架。忻口会战正酣,晋东娘子关失守,日军西进威逼太原。11月2日,忻口守军奉命退守太原。攻击忻口的日军,在守军坚强抵抗和后方联络线中断的情况下,无力发动大规模的攻击。中国守军也没有力量实施大规模的反击。两军形成胶着与对峙状态。第二阶段,娘子关战役。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令第1战区部队一部转入晋东娘子关地区组织防御,正面为第17师、第30师,左翼为第14军团,右翼为第3军,由第2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竑负责指挥。10月11日,日军第20师占领井陉,以一部攻娘子关正面,主力绕道于13日攻陷旧关。阎锡山急令增援晋北之孙连仲率第26路军回援娘子关,组织多次反攻,歼日军一部,但未夺回旧关。21日,日军第20师团师团长川岸文三郎得第109师一部增援,继续在航空兵支援下正面进攻娘子关,掩护第20师左右两个突击队向南运动。第20师团辎重部队行经七亘村,先后两次遭八路军第129师伏击。26日,日军左突击队约4个营经测鱼镇南侧突破第3军防线,绕到娘子关和新关侧后。娘子关守军是日全线撤退,日军沿正太铁路(石家庄—太原)向西追击,并击退第41军的阻击,11月2日占寿阳。日军迅速逼近榆次,危及太原。4日和7日,日军第20师团直属队在广阳山地又遭八路军第115、第129师各一部的伏击。第三阶段,太原保卫战。11月4日,阎锡山任命傅作义为太原城防司令,卫立煌为第2战区前敌总司令,决心以忻口撤退的部队占领太原北郊阵地,以娘子关退下的部队防守太原东郊,以刚增援的第13军推进榆次待机夹击日军,以第35军等残损的7个旅担负城防。然而两线撤退的部队尚立足未稳,日军即跟踪而至,部队秩序混乱。5日东路日军占榆次,6日北路日军进抵太原城垣,7日两面日军协力攻城。战至当晚,守城官兵仅存2000余人。8日夜日军突破城垣,傅作义率部突围,9日太原沦陷。太原会战日军参战总兵力约合4个半师团共14万人,伤亡近3万人;国军参战总兵力6个集团军计52个师(旅)共28万余人,伤亡10万人以上。太原会战历时二个月,是抗战初期华北对日会战规模最大的一次,光忻口战役就伤亡日军约2万人,创造了华北歼灭日军人数的最高纪录。
南京会战是1937年12月12日~1937年12月26日期间国民党军队抗击侵华日军进攻南京的作战。1936年2月张治中负责在南京地区构筑了外围和复廓两道阵地。由于工事坚固,国军最高统帅部曾估计仅南京城垣就可“固守两周以上”。淞沪抗战失败后的20多天时间里,蒋介石调集约15个师、15余万人,准备南京守城战,任命唐生智为守军总司令。当时日军攻城兵力5个师团约5万人,是装备精良、训练素质高的精锐部队,且有大量重武器支援。1937年12月6日,南京即将变为战场,蒋介石召集少将以上军官开会称:南京不能轻易放弃,又说责任逼自己必须立即离开。12月11日,离开南京的蒋介石致电守军司令唐生智:“如情势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 12月12日拂晓起,日军3师团、6师团、9师团、16师团、114师团对复廓阵地及城垣发动猛攻。德式部队第88师师长孙元良擅自退却,被德式部队第36师强行“劝返”前线。中午前后,一部日军在炮火掩护下由缺口突入城内,第88师遂即撤走。真正让日军闻风丧胆的部队,是国民党的委员长卫队。这支军队使用德军的装备,甚至有德军教官亲手指导。在南京雨花台,委员长卫队的两个营,独自阻击日军一个甲种师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军一共只有六个甲种师团),平均每个士兵要坚守25米长的阵地,面对日军精锐部队的士兵,胜利者却是中国人。此时,蒋介石又致电唐生智:“我军仍以在京持久坚守为要。当不惜任何牺牲……如南京能多守一日,即民众多加一层光荣;如能再守半月以上,则内外形势必一大变。”该电文发出时,唐生智等的撤退命令已经下达,南京守军陷入混乱。国军三个德式师,从装备上来说,可以算当时远东地区最先进的,但是他们不仅没能阻止南京大屠杀的30万同胞遇难,而且自己成了牺牲者中的一部分。
徐州会战是1938年2月3日~1938年6月9日期间国民党军队在以徐州为中心的江苏、山东、安徽、河南等省抗击日军进攻的作战。1938年初,津浦铁路南段之敌突破淮河,北段之敌由于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率10万大军不战而退(后被以违反命令擅自撤退的罪名,由蒋介石下命令处决),致使日本侵略军长驱直入,抢占了大半个山东,攻击重点直指战略要地徐州。日军企图打通津浦铁路(天津—浦口),使南北战场联成一片,先后调集了8个师另3个旅、2个支队(相当于旅)约24万人,分别由华中派遣军(1938年2月18日由华中方面军改编)司令官畑俊六和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指挥,实行南北对进,欲先夺取徐州,然后沿陇海铁路(兰州—连云港)西取郑州,再沿平汉铁路(北京—汉口)南夺武汉。为此,中国军队由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先后调集64个师另3个旅大约60万人,以主力集中于徐州以北地区,抗击北线日军南犯,一部兵力部署于津浦铁路南段,阻止南线日军北进,以确保徐州。该会战分三个阶段展开:第一阶段:临沂滕县保卫战。1938年2月3日,日军由山东分两路向徐州方向发起进攻。左翼第5师团板垣征四郎主攻临沂,国军以庞炳勋第3军团第40军马法五师等部坚守临沂,调张自忠第59军于3月14日向日军侧翼反击,经数日激战,有效地阻击了敌人,使日军攻占临沂的企图终未得逞。日军右翼第10师团矶谷廉介主攻滕县,中国军队第22集团军122师与敌血战两昼夜,师长王铭章以下大部殉国。第二阶段:血战台儿庄。日军攻陷滕县由枣庄南下,1938年3月23日在台儿庄北侧的康庄、泥沟地区与守军警戒部队接战。为诱敌深入,第31师刘兰斋连长率骑兵连从台儿庄出发,向峄县方向搜索前进,91旅旅长乜子彬率183团跟进,在峄县城南20里康庄与日军遭遇。台儿庄地区战斗正式打响。3月24日,日军在台儿庄北五里刘家湖村的炮兵阵地,排列10门大炮,向台儿庄猛轰,91旅183团3营营长高鸿立率领士兵,每人一把大刀,8颗手榴弹,杀入敌人炮兵阵地,砍得敌人无法招架,弃炮而逃;日军2000多人在飞机、大炮和坦克的配合下,向台儿庄北门猛攻,186团1营在王震团长和姜常泰营长的指挥下顽强抵抗,与日军展开白刃战,打退日军的多次进攻,全营几乎全部牺牲在北门,当晚日军200人突破小北门,躲进小北门附近的泰山庙,王震团长亲率将士围攻泰山庙之敌,终将其消灭。3月27日,得到增援后的日军对台儿庄城发动第3次攻击。日军炮轰台儿庄围墙,北城墙被炸塌,小北门亦被毁,守卫小北门的181团3营官兵牺牲殆尽,300多日军突入城内,城内中国守军同日寇展开了激烈的巷战。尽管日军占据了全庄的三分之二,但坚守在南关一带的中国守军至死不退,目的是为了外线部队完成对日军的反包围。这是李宗仁早已制定好的作战计划,以部分兵力死守台儿庄,守军尽量拖住敌人,以便庄外的大军将日寇团团围住,来个瓮中捉鳖。3月28日,日军攻入台儿庄西北角,谋取西门,切断中国守军第31师师部与庄内的联系,在师长池峰城指挥下,以强大炮火压制敌人,并组织数十名敢死队员,与敌肉搏格斗,后又加入27师等部,于城外与日集团军由北向南,大举反攻。4月3日,李宗仁下达总攻击令。4日,中国空军以27架飞机对台儿庄东北、西北日军阵地进行轰炸。当晚,日军濑谷支队力战不支,炸掉不易搬动的物资,向峄县溃逃。4月6日,李宗仁赶到台儿庄附近,亲自指挥部队进行全线反击,4月7日凌晨1时,我军吹响了反攻的号角,以孙连仲第2集团军为主组成的左翼兵团和以汤恩伯、封裔忠第20军团为主组成的右翼兵团在台儿庄及其附近地区大举反攻。一直防守遭攻的孙连仲部,听说反击,神情振奋,命令一下,杀声震天。双方便展开了巷战、肉搏战,一时间,台儿庄城内枪林弹雨,血流成河。日军头一次遭到了国民党军队的如此顽强进攻,很快便溃不成军。台儿庄北面,枪炮声渐密,汤恩伯军团已向敌人开火。矶谷知已陷入反包围圈,开始动摇,下令部队全线撤退。此时敌军已成强弩之末,弹药汽油也用完,机动车多被击毁,全军丧魂落魄,狼狈逃窜。李宗仁命令部队猛追,敌兵遗尸遍野,各种辎重到处皆是,矶谷本人率残部拼命突围。激战4天,国军重创日军濑谷支队、坂本支队,其余日军残部于7日向峄城、枣庄撤退。至此,台儿庄战役胜利了。在李宗仁的亲自指挥下,击溃日军第5、第10两个精锐师团的主力,歼灭日军2万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严重地挫伤了日军的气焰,是中国抗战以来正面战场取得的最重大的胜利。第三阶段:徐州撤退。中国守军为扩大战果,调集9个军1个师约20万人至徐州附近,准备再次围歼日军。日军随即改变战法,以少数兵力于正面钳制守军,主力向西迂回,从侧后包围徐州,围歼第5战区主力,并派作战部长桥本群为首的“大本营派遣班”赴济南协调作战。南线,日军第9、第13师团沿涡河西进,5月9日,陷蒙城,12日,陷永城;第3师团沿津浦铁路向北攻宿县(今宿州)。北线,日军第16师团由济宁南渡运河,至5月14日,陷郓城、单县、金乡、鱼台;第14师团从濮阳东南强渡黄河,至14日陷菏泽,直插兰封(今河南兰考);整补后的第10师团由南阳镇西渡微山湖,18日,陷沛县。5月16日,南北日军会师砀山,对徐州形成包围之势。中国守军为避免在不利形势下同敌人决战,遂向皖豫边界山区突围。19日徐州陷落。日军沿陇海铁路向西追击,至6月6日,进至商丘、开封。9日,蒋介石令河南守军于郑县(今郑州)东北花园口掘开黄河堤岸,河水经中牟、尉氏沿贾鲁河南泛,日军退至黄泛区以东,徐州会战至此结束。
武汉会战是1938年6月~1938年10月期间国民党军队在武汉地区同日军展开的大规模会战。武汉地处江汉平原,是平汉、粤汉铁路的交会点。1937年11月国民政府部分机构由南京迁至武汉后,该地实际成为中国军事、政治、经济的中心,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徐州失守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整部署,先后调集约50个军130个师和各型飞机200余架、各型舰艇及布雷小轮40余艘,共100万余人,利用大别山、鄱阳湖和长江两岸地区有利地形,组织防御,保卫武汉。由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7月中旬~9月中旬由白崇禧代理)指挥23个军所部负责江北防务;第9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指挥27个军负责江南防务。另以第1战区在平汉铁路(今北京一汉口)的郑州至信阳段以西地区,防备华北日军南下;第3战区在安徽芜湖、安庆间的长江南岸和江西南昌以东地区,防备日军经浙赣铁路(杭州一株洲)向粤汉铁路(广州一武昌)迂回。为了进行武汉作战,日军大本营在华中地区集中14个师的兵力。直接参加武汉作战的是第2集团军和第11集团军共9个师的兵力,约25万余人,以及海军第3舰队、航空兵团等,共有各型舰艇约120艘,各型飞机约300架。在武汉上空爆发过持续时间仅次于不列颠空战的武汉空战,国民党空军击落日军飞机78架,炸沉日军舰艇23艘。在那个时候,每当防空警报响起,很多武汉市民不是钻进防空洞,而是爬上房顶,为的是能看到日军飞机被击落的场景。武汉会战历时四个半月,以中国军队主动撤出武汉而告结束。就战役而言,日军占领了武汉三镇,并控制了中国的腹心地区,取得了胜利。但就战略而言,则日本并未能实现其战略企图。日本大本营认为“只要攻占汉口、广州,就能支配中国”,于是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发动武汉会战,迅速攻占武汉,以迫使中国政府屈服。为此还规定“集中国家力量,以在本年内达到战争目的”、“结束对中国的战争”。但是,中国政府既未因武汉、广州的失守而屈服,日本的侵华战争也未因日军占领武汉、广州而结束。
长沙会战是1939年9月14日~1944年9月8日期间中国军队与日本军队进行的四次重大战役。第一次长沙会战:日军在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下,集中第6、第33、第101、第106师团及3个旅团约10万兵力,采取奔袭攻击的方针,于1939年9月14日打响了长沙会战,主要在赣北、湘北、鄂南三个方向作战;为打破日军战略企图,中国第9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指挥16个军30多个师约40万人的兵力,采取逐次抵抗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在长沙附近消灭进攻的日军。随后爆发的桂南会战以昆仑关战役为核心,在第5军军长杜聿明指挥下,首次以机械化攻坚战打败日本“钢军”第五师团。第二次长沙会战:1941年9月初﹐日军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畿指挥四个师团﹑两个支队和航空兵﹑海军各一部﹐约12万人﹐并配有军舰20余艘,汽艇200余只,飞机100余架,于1941年9月7日,向湘北大云山守军发动扫荡,进占岳阳﹑临湘一带﹐企图击溃第9战区主力于湘北地区,夺取长沙。为了阻击日军南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令第3、第5、第6战区对当面之日军发动攻势,以牵制日军兵力调动,第9战区对日军实施袭击,使其不能集中兵力,然后借新墙河、汨罗江、捞刀河三线阵地,引诱日军主力深入至长沙东北地区围歼。第9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指挥参加会战的部队共计40个师约50余万人,在作战中虽然损兵折将,日军也一度攻进长沙,但最后日军还是撤出了长沙。第三次长沙会战: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第23集团军同日进攻香港。9日,中国政府正式对日宣战,并调集军队反攻广州。日军中国派遣军为牵制中国军队,策应香港作战,令第11集团军司令官阿南惟几指挥4个师、2个旅、3个支队(相当于营)及航空兵一部共12万余人,向长沙方向发动进攻,企图在汨罗江两岸歼灭第9战区主力。中国第9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指挥13个军、1个挺进军、1个飞行大队等30余万人,采取逐次抗击、引诱日军深入战法,拟在捞刀河、浏阳河之间地区包围歼灭日军。薛岳总结前两次长沙会战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一整套利用湘北的复杂地形,与日军决战的 “天炉战法”。日军先乘大雨和夜色突破了国军前沿阵地,渡过新墙河,扑向汨罗江北,并与沿粤汉线南下的日军第3师团会合后,很快攻至汨罗江南岸,进入中国军队预设之决战区域。日军第3师团在飞机支援下向长沙东南阿弥岭等中方阵地发起了进攻,薛岳下令第10军李玉堂布下巷战阵势,守卫长沙市区,双方在长沙东南郊展开激战,拼死争夺,几乎所有据点都反复易手,日军的攻势受挫。为了加强长沙防守和反击力量,薛岳又调第77师进入长沙预备作战。与此同时,他部署外围的中国各军由远处向长沙逼近。当日军看到被中国内外线兵团包围的危险准备撤退时,薛岳即命令各部队从不同方向对日军展开围追堵截。日军且战且退,损失惨重。薛岳指挥中国军队利用湘北山丘河流交错纵横的复杂地形,继续以各种方式追击,使日军处处挨打。第三次长沙会战取得大捷,整个战役共歼灭日军5万多人,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驻华美军司令官、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授予第9战区司令长官、第三次长沙会战的具体组织者、指挥者薛岳一枚美国勋章。第三次长沙会战胜利后不久,美、英政府便主动向中国提出,要废除西方列强与中国历届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归还上海、厦门等地的公共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第四次长沙会战:这次会战于1944年5月27日揭开序幕,1944年6月16日逼进长沙的日军开始向长沙城区猛攻,6月19日中国军队撤退,日军攻陷长沙。守城的陆军第4军军长张德能在重庆被处决。主要是因前三次长沙会战胜利,使中国守军司令长官骄傲轻敌,指挥失当,贻误战机,招致失败。日军占领长沙后,其主力迅速南下。中国军队在以衡阳为中心的广大湘南地区,发动激烈的攻防战,这就是衡阳会战。它由四大战役组成:衡阳保卫战、茶陵反击战、双峰作战、衡阳外围攻击战。日军投入兵力35万人,中国军队14个军30万人左右。整个战役从1944年6月20日开始到9月8日衡阳沦陷结束,历时70多天。其战斗之惨烈,为抗战史上所仅见,特别是我第10军以不足3个师1.7万人的兵力,在方先觉带领下坚守衡阳47天,以万颗头颅的代价歼敌2万余众,在抗战史上写下悲壮的一页,惊天地泣鬼神。衡阳虽然失守,但我军取得辉煌战绩,整个衡阳会战歼敌6万余人,迟滞了日军的南进。
中国远征军在缅印抗战。1938年8月,由20万名中国民工修筑而成的滇缅公路全线通车,所有国际援华物资几乎都通过滇缅公路进入中国。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入侵缅甸,企图切断滇缅公路。 为了保卫滇缅公路,1942年3月,国民政府抽调了10万名精兵组成远征军奔赴缅甸。第一次远征:1942年3月7日,200师到达同古,3月16日,日军开始轰炸同古,3月19日,与日军地面部队接触,由于缅甸交通线不断遭到日军的狂轰滥炸,再加上英方的消极延误,后续部队始终没有按原定计划到达同古,10余日后,200师伤亡达2000余人,内缺粮弹、外无援兵,并且还要面对4倍于己的敌军包围,杜聿明审时度势,下令200师于3月29日晚从同古以东突围。3月30日,日军进城后才发现同古是一个空城。在同古保卫战中,200师歼敌5000余人,重创日军第55师团。1942年5月8日,日军攻占密支那,杜聿明按蒋介石7日的命令向国内撤退。5月9日,由于在杰沙(又译为卡萨)发现日军,并且新38师先到杰沙掩护的只有一个团,而新38师、新22师主力至少需要一天半才可以从前线撤下,杜聿明认为日军有可能从南北包围将远征军歼灭,从而下令第93师在右翼掩护,并且在孟拱附近占领掩护阵地,同时命令各部队分路回国,自寻生路。 5月18日,200师分兵两路通过细(胞)抹(谷)公路,前卫部队突然遭到伏击,戴安澜将军在突围时被两颗机枪子弹击中胸部和腹部,于5月26日逝世。据战后统计,穿越野人山的部队有3万余人葬身原始森林,其中第5军新编第22师野战医院的护士刘桂英是唯一走出野人山的女兵。新38师师长孙立人没有听从杜聿明的命令,向西撤往了印度,这是第一次远征结束之后唯一保存建制的一支部队。第二次远征:1942年7月15日,新38师由英帕尔开往蓝姆伽,8月初,从缅北野人山脱险入印的第5军新22师和军直属部队也来到了蓝姆伽。新一军成立,下辖新38师、新22师。郑洞国任军长,孙立人为副军长兼新38师师长,廖耀湘为新22师师长。1943年10月下旬,在列多的新22师和新38师主力乘车到达胡康河谷边缘,驻印军缅北反攻战正式开始。经过血战之后,新38师于12月29日攻克缅甸重镇于邦,当下属询问孙立人如何处理日军战俘时,孙将军的回答是:“你去问问那些狗杂种,都谁到过中国,到过中国的就地枪毙,以后都这样”。随后在新38师的配合下,新22师于1944年3月5日攻克孟关。后来两师合作攻下瓦鲁班。新22师在攻占瓦鲁班战斗中突袭敌18师团司令部,缴获该师团发布作战命令的关防大印,这在抗战期间绝无仅有。蒋介石给其嘉奖电为:中国虎!1944年4月份,新22师、新38师、第30师、第50师与美军联合围攻下了密支那。此时,第14师、第50师、新30师已陆陆续续空运来到缅北反攻的前线,中国进入缅甸的部队已达到5个师。为便于指挥,新一军扩编为新一军和新六军两个军。新一军下辖新30师和新38师,军长孙立人。新六军下辖新22师、第14师、第50师,军长廖耀湘。郑洞国升任驻印军副总指挥。1944年10月16日,新一军与新六军开始向八莫发起进攻,12月15日攻克八莫。在此之前,1944年5月11日,国内滇西远征军强渡怒江,于6月底血战至腾冲附近,9月14日攻克腾冲,11月3日攻克龙陵,20日攻克芒市,12月1日攻克遮放。1945年1月19日攻克畹町,1月27日在畹町附近的芒友与驻印远征军会师。至此,第二次远征任务顺利完成。驻印远征军伤亡1.8万余人,歼灭日军4.8万余人;滇西远征军伤亡6.7万多人,歼灭日军2.1万多人。
1943年11月至1944年1月期间,日军第11军出动约9万人进攻常德,施放毒气弹之多为抗战以来仅见。国军第74军57师余程万任师长,曾在上高战役中获“虎贲”称号,守卫常德又率八千虎贲苦战16昼夜(仅百余人突围),为中国军队形成对敌的反包围赢得了主动,6天后中国军队收复常德。常德战役被正在参加开罗会议的蒋介石称为“与斯大林格勒之保卫战价值同等”。从1945年4月9日起,日军为攻占芷江中国空军基地及为进攻四川做准备,调集5个师团8万余众,发动合围芷江的湘西会战。中国军队9个军10万兵力迎敌。战至1945年6月7日,历时2个月,中国军队指挥得当,自始至终掌握战场的主动权,以我方伤亡1.28万人的较小代价歼敌2.83万人,俘敌247人,粉碎了日军攻占芷江的企图。湘西会战是全面抗战八年中的最后一战,它揭开了正面战场大反攻的序幕。1945年9月9日9时,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率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等,快步进入南京中国陆军司令部大礼堂,向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出具签降代表证书,萧毅肃总参谋长将中日文本投降书各一份交冈村宁次签字盖章,再由小林浅三郎呈交何应钦,何审阅后签名盖章。手续完毕,何应钦令冈村等退席,发表即席讲话,由鲍静安用英语译述直播至全世界。
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第115师主力在晋东北平型关附近伏击日军,歼敌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取得全面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次大胜利,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的精神和抗战信心,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接着,八路军又配合国民党军进行了忻口战役。诚然,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主要担负正面战场的作战任务;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人民和人民军队,主要担负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然而,在争取抗战胜利的斗争中,共产党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这种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开辟阶段。时间是1937年11月中旬至1938年10月。从1937年11月中旬起,八路军三个师即先后挺进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收复失地,创建抗日根据地,1938年1月10日,在聂荣臻领导下,民主选举产生了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这是敌后第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的抗日政权。当致电阎锡山并申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请求批准时,一位国民党政府的官员在批准的同时,对他的下属说:“不要备案了,这个在日本人枪口下的政府,能存在三个月就是奇迹。”然而,共产党确实取得奇迹般的胜利,不仅这个政权存在下来了,华北其他地区也陆续建立了抗日民主根据地。1938年初新四军建立后,也相继进入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到1938年10月,八路军和新四军同日军作战1600余次,毙、伤、俘敌军5.4万多人,八路军由4.5万余人发展到15.6万人,新四军由1万余人发展到2.5万人,创建了晋察冀、晋西北和大青山、晋冀豫、晋西南、山东、华中抗日根据地。敌后抗日根据地(包括游击区)总人口达五千万以上。
第二阶段:发展阶段。时间是1938年10月以后至1940年底。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部队发展到50万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已拥有近1亿人口。1938年10月25日,武汉失守。日军调整了进攻型战略,对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国民党政府也提出了“有限度之攻势与反攻。”以不同的意图和当时业已形成的客观态势,都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战场摆在抗日战争主要战场的地位。1940年8月20日至12月5日,八路军总部在华北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对日军的进攻战。参战部队开始是22个团,陆续发展到100多个团,被称为“百团大战”。敌后抗战的发展和百团大战的事实表明,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已经成为全民族抗战的重心。
第三阶段:严重困难阶段。时间是1941年至1942年。日军对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一次使用兵力在千人以上到万人的,达132次之多,万人以上至7万人的达27次,有时反复“扫荡”一个地区达三四个月之久,且在“扫荡”中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出现了严重困难的局面。1942年5月,日军在“扫荡”太行抗日根据地时,左权指挥部队掩护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等机关突围转移,不幸壮烈殉国,他是八路军在抗日战场上牺牲的最高指挥员(国民革命军作战序列中其军衔为少将)。到1942年底,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人减为40万人,抗日根据地缩小了,总人口由1亿减为5000万以上。在严重的困难面前,敌后军民结合,运用和创造了许多极为有效的抗击敌人的形式,诸如麻雀战、地道战、破袭战、地雷战、水上游击战等等。日、伪军好象被打瞎眼和打聋耳的野兽一样,被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毙、伤、俘日伪军33.1万人。日本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冈村宁茨曾哀叹道:“华北敌后战场是一个谜一样的战场,这里有谜一样的组织,谜一样的军队,谜一样的战技,是一个永远猜不透的谜。”华北方面军特务长平次郎也说:“华北共产军实力雄厚,战斗力伟大,苦干精神尤为近代军队所难能,将来扩大充实,实为帝国大患。”
第四阶段:再发展阶段。时间是1943年至1945年夏。1943年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一系列重大胜利,中共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也渡过严重困难,进入再发展时期,华北抗日军民开始对敌军发起攻势作战。进入1944年,各根据地军民普遍对日、伪军展开局部反攻,恢复和扩大原有根据地,并向敌后进军,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一年中,共作战约2万次,歼灭敌军近20万人,攻克县城20多座,解放人口1700多万。到1945年春,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上升到91万,民兵220万,抗日根据地发展到19块,逐步脱出战略相持阶段,实现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为对日全面反攻创造条件。
第五阶段:对日全面反攻阶段。时间是1945年8月至1946年6月。由于国民党军队主要集中在中国的西南、西北地区,而日军占领的大部分城镇、交通要道和沿海地区都处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包围之中,全面反攻的任务,主要是由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来完成的。八路军收复了整个华北的农村,其他地方的部分农村,新四军收复了山东、江苏、河南的十几个县城。在苏联红军进占东北时,东北抗日联军参加了松花江下游和乌苏里江流域的饶河、宝清等地作战,分赴东北各地进驻了8个地区和57座城市。1945年9月,东北抗日联军改名为东北人民自卫军,周保中任总司令。到10月,队伍已发展到7万余人。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飞赴重庆,这时晋绥军区干部400人随吕正操、林枫已经开赴东北;山东的万毅支队4000余人向热河进发,相机进入东北;八路军驻冀热辽边区李运昌部兵分三路挺进热河和东北,配合苏军和外蒙军作战,接受日伪投降,解放了山海关,控制了锦州和辽西,向沈阳、辽南、辽东等地发展。9月17日,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回电同意延安的部署,山东等解放区的各路部队3万人在肖华的带领下,或乘木船渡海,或轻装徒步行军,日夜兼程,长驱千里,陆续到达东北。黄克诚率领新四军3万多人长驱3万多里,历时一个半月进入东北。延安的359旅刘转连部和文年生率领的陕甘联防军警备第1旅共6000人,护送延安干部团的陕甘联防军第2旅黄永胜部、教导1旅赵金城部,延安军政大学和炮校2100人,也奉命开赴东北。到1946年6月,蒋介石运到东北的兵力已达15个军,51万人,超过停战协定规定数字的两倍。和平已尽最大努力,忍耐已到最后限度,解放战争的大幕拉开了。6月16日,中共中央调整东北局领导班子,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委;以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为东北局副书记兼副政委,五人组成东北局常委。
在全面抗战八年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敌后作战12.5万余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余人,其中日军52.7万余人。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军队伤亡指战员60余万人,各抗日根据地群众伤亡600余万人。事实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为在持久抗战中消灭日军有生力量,发展人民抗日力量,逐渐转变敌强我弱的形势,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起着关键性作用。
注释:
[1] 亚洲战场: 1931年9月18日夜10時20分,日本关东军自爆南满铁路沈阳柳条湖段,反诬中国军队所为,突袭东北军驻地北大营,进攻沈阳占领东北,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挑起冲突,开始全面侵华,1939年5月4日,日军在诺门罕向苏联军队发动进攻,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中国为主的亚洲战场。
[2] 欧洲战场:1939年9月1日凌晨,德军动用2300多架飞机闪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由亚洲扩大到了欧洲。欧洲战场分东西两线,西线以英法联军为主,德军几乎征服整个西欧;东线以苏军为主,苏德战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最主要的陆上战场,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决定胜负的主战场之一。
[3] 北非战场:北非战争开始于1940年,当时小股英国军队击溃了来自利比亚的意大利法西斯军队的袭击,并一路追击,占领了昔兰尼加,随后德军南下支援,北非战争在1942年的阿拉曼达到高潮。
[4] 太平洋战场:1941年12月7日,日本突袭珍珠港,重创美国太平洋舰队,美国被迫对日宣战,随后德意两国对美国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
[5] 1945年9月2日,日本天皇和政府代表、外务大臣重光葵及军方代表、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在停泊在东京湾的美国海军战列舰密苏里号的甲板上,签字向包括中国在内的盟国无条件投降,徐永昌代表中华民国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确认。次日,中华民国政府下令举国同庆并从第二年开始以每年9月3日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1951年8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发布通告以9月3日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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