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才是“社会”的“良”知

大约两个多月前，何志宁博士嘱托为他的新作《自然灾害社会学》写一个序，并很体贴地说为不耽误我的时间，序可以短些。我素无写序的雅好，当然也稀有为他人大作装点的机会，为一个出身社会学世家且经过国外著名大学严格训练的学者的社会学著作写序，已经不是自不量力，而且是无知的狂妄。然而，我几乎没犹豫就接受了，因为我知道不是不能拒绝，而是无法拒绝。昨日一篇新作刚杀青，凌晨醒来，突然觉得在启动新的研究之前，应该先完成何博士的任务。念头闪过的一刹那，标题已在思维中横空而出：如何才是“社会”的“良”知？

几十年来，我一向珍惜清晨醒来眼睛尚未与尘俗邂逅前的那个片刻的直觉，因为它在任何意义都是一种真正的“觉悟”。夜晚刚刚脱下自己所有的外衣，包括那“应当如何生活”的道德外衣，“塞其兑，闭其门”，睡梦中巡阅自己灵与肉的胴体，与世界、与宇宙合为一体，此时此刻最能直觉地了悟自己，也最能简捷地把玩这个大千世界。有时甚至有些荒唐地想像，先人之所以发明“觉悟”这个词，就是点拨我们夜晚在整个世界沉睡一“觉”之后“悟”，这是一种最本真，也是让夜晚降临前被白日的尘俗和欲念“格式化”之后一切归零的那种赤子般的“悟”，因为在夜晚的“卸装”或“去装”之后，每个人都是“赤子”。人的最后归宿是死亡，仁慈的上帝为了让人们接受这个无法接受的宿命，所以创造了万籁归寂夜晚，让所有人不可选择地“睡觉”，生命中每日复一日短暂的“睡眠”，其实都是为最后不再醒来的“长眠”反复做准备，做练习。清晨醒来，“觉”中有“悟”，这种“悟”，都是一次小小的浴火重生的涅磐，所以格外的珍贵。一旦双睑洞开，启蒙了，教化了，也就异化了，被尘俗遮蔽了，再次日复一日地披上“外衣”去“社会”，去充当演员，在芸芸众生中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从外衣的品牌到饱学的知识，直至那崇高内心的表达。披上外衣之前，剩着目光还未与尘世相遇，带着睡梦中的那种童贞，也许那一刻的直觉比任何教养和智慧都更坦诚和真诚，也更能与自己，与这个世界合一，因为它处于“觉（jiao）”与“觉（jue）”、“觉”与“不觉”之间，并且经过一晚的休眠，更能听到自己的心速，也更能听到宇宙的声音，于是不仅更可靠，也更富有智慧的高度与深度。

故弄玄虚地说这些，是为一闪念中那个标题作注。坦率说，自领受写序的任务后，这一“觉”之前，我并没有认真考虑过，因为我不仅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而且是“计划”的“动物”，每天的研究和生活都被这个被称为“计划”的可恶家伙严格而机械地支配着。思维中书写的这一行字洞察到我要对何博士这部书所说的全部言语的主题。知识分子，尤其是专家学者，自认为也被认为要做“社会”的“良知”。然而，我总是反复思考一个问题，“良知”之中，最可贵的是什么？是“良”！知识分子的天职是“知”，但如果“知”而“不良”，甚至“知”而“无良”，灾难就不仅是知识分子本人，而是全社会了，因为他是社会的“‘良’知”，整个社会都被其“去良”了。“良知”之中，“良”最可贵，问题在于，如何才是“良”？其实，“良”固可贵，但并非高远，用孟子的话语表述，“良”即“本然之善”也，“见父自然知孝，知兄自然知悌，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欲仁仁至，欲良良在，固守那片心田的天性，就是“良”。这就是我从这部书，尤其这部书的作者身上获得的最大的“觉悟”。

在院长的岗位上不知老之将至，也不知天高地厚地“赖”了十五年，误人子弟，中途“觉悟”到社会学学科的重要，于是，从全世界著名大学的社会学系聘延年轻才俊，何志宁博士就是这一专项人才工程的第一人，从德国科隆大学引进，其父曾是我国中山大学社会学科的创始人，中国早期的资深海归。回来不久，同仁们不断向我“启蒙”何博士的种种与众不同，这些不同，归纳起来无非有二：德国式的“较真”，海外赤子般的“天真”，“真”到极至，便与他的专业似乎不那么璧合，因为他不怎么“社会”，不谙“社会”，也不融于“社会”，甚至即便在这个文人聚集，高度多元也高度自由的人文学院有点不见溶于“社会”。为此，我曾写过一篇短文“一位海归的择善固执与文化冲突”为他辩护，其实更多是由此而引发的我的思考。不过，就当时思想水平，主要也是作为院长考虑如何在海归毕至的背景下保护这些“洋宝贝”，以免我们这些土著以“平庸大多数”欺负沐浴欧风美雨的“杰出少数”。然而，后来的观察和思考，却引导我不断在反思和追问：“社会”到底是什么？我们如何在社会中“存‘良’”，以让我们自己“良”，也让社会“良”？我感到，当思考这些问题时，自己与社会学的学术距离拉近了些，开始将我研究的伦理学与社会学融通。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何博士推动了我的思考。

随手捡来，一远一近两件事对我的反思推动很大。

远一点的是汶川大地震。记得2008年5月12日的傍晚，我从五楼的专家室走到二楼，院办同仁告诉我汶川大地震，可能死伤了很多人，我心里一怔，久久很是伤悲。过了两天，有同仁告诉我，何博士因为地震伤亡惨重而落泪。再过一段时间，当地震平息时，他向我请假，说要带几位学生去汶川调查。我当时有点为难。一方面，就当时汶川条件而言，仍有不少困难甚至危险；另一方面，带学生到这样危险的地区，事实上我没权利批准。但我无法拒绝，不是制度上无法拒绝，而是良知无法拒绝，只是嘱咐他注意安全尤其保证学生的安全。在此以前，曾建议他做关于自然灾害社会学的研究，在我们的社会学研究中专门开辟一个研究方向，没想到他这么快就付诸实施，今天就将一本厚厚的专著呈现到我的面前。细细想来，当时我对汶川地震的反映只是“怔”，而他却是“泪”。我们都是一种伦理反映，但可能我是儒家式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仁爱”伦理反映，也是在自然力面前对命运的某种恐惧感，而何博士的“泪”很可能是墨家式“兼爱”和“体爱”的伦理反映，因而既亲赴现场调查，又完成了一个学术上的大工程。也许因为这种不同，我上周才借一个机会去汶川地震博物馆参观。虽然那里焕然一新的街道和喧闹的市场已经将当年的伤痕冲刷很多很多，虽然在大地震中失去八位亲人的导游以讲故事的方式向我们叙说着当年的“世界末日”，然而，汶川中学那狼藉般倒坍的一幢幢楼房，还有那楼房下不忍心打扰的怨魂，分明在向我哭泣，直戳心胸，让泪珠在自己的双睑中久久地徘徊。

近一点的事都与老太有关。有一天同仁告诉我，何博士被派出所传唤了，经验告诉我，这肯定与他“多管闲事”的“不识时务”有关。果然，因为他要求在学校后门路边非法停靠的“宝马”离开而与“宝”主人争执，争执中“宝”主人老母因帮儿子而被小何抱拥着绊倒，被送医院后诊断为骨折。为此，何博士被要求赔偿一万多元。当我问及为何承担这笔费用时，他说，不仅我有过错，即便没过错，但我觉得她像我母亲，我应当这么做，天真得让我们简直无话可说。三天前我也碰到类似的事。中午用餐后回办公室，十多米外一位老太一脚踩空倒在路边，她本能地伸手求援，但我欲行又至，“知”提醒我最近老人“讹人”事件很多，得待有他人在场才是。就这片刻，院文学所一位副所长不知从哪里冲上去将她扶起，这个时间差让我“良”发现，很是愧疚，立即打电话请司机送老人回家。但至今想来，虽有善意善举，但仍为杂念所扰，尘俗所困，它让我想到良知的脆弱，所谓“脆弱的良知”是也。

讲这两个故事，是想说明，生活于“社会”，“良知”到底是什么？如何才是“良”？追究了这些问题，才真正懂得“社会学”。“社会”是现实的，是人类建构共同生活的方式，因而一定是尘世的，甚至是最尘世的，所以社会学特别强调事实的呈现。不少学者认为，社会学的“事实”取向，与人文科学的“价值”取向或人文理想主义有矛盾，其实，任何真正的学问准确地说任何真正的学者都是“以身体道”，不能“体道”，学问便只是谋生的手段，甚至是追逐功名利禄的工具。追求事实的社会学者如果不能体道，如果失去了人文理想主义，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俗人，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学者最应当成为“社会”的“知”己，这正是何志宁博士和他的这部作品最给我们启发的方面。正如王阳明所说，良知的本质是“知行合一”，知与行合于良知，是良知的两种形态，只知不“行”就是黑格尔所说的“优美灵魂”或“伦理意境”，最终会化作一缕青烟消逝得无影无踪。判断真正的“知”就是“行”，说某人“知”孝，是因为他已经“行”孝。良知之“良”作为本然之善，不仅发乎人的本性，而且其表现也很本色和本真。知识分子要做社会的良知，社会学尤其要做社会的良知，“良知”对知识分子的基本要求，是要做一个“有良”的知识分子，即保持本然之善的知识分子，在纷纭尘世中保持赤子之心。

说这么多题外话，其实多多少少是为了掩盖我对这个领域和这本书的无知，但它绝不是为要何博士和他的作品贴金，我们这个世界说“这个小孩将来要发财”的人太多，当下的学界“序”太多，因为“序”往往是一件彰人显己的美差，充当吹鼓手已成流俗。如果以上文字可以被当作“序”，那它首先是我自己的“心序”。诗言志，序言心，诗抒情给别人欣赏，序言心让自己反思。坦诚地说，因为是海归，对国内学界的规则还不完全习惯，也因为其他原因，何博士的成果并不算丰厚，不像我们这些“土著”，凭着一大堆“成果”早就当上“长江”，还博得一顶顶“光环”，但光环之下是焦虑。我总是不断是追问：自己到底为“社会”贡献了什么？我那些被称为“成果”的玩意儿，到底是否可能有一丁点儿为未来的文明积累所接纳？每一个暑假，当炎夏中独自在整个办公大楼驰骋自己的思想时，从不觉得这是一种辛苦或孤独，相反每每感到一种奢侈，一份富享思想自由的奢侈。于是总有一份“觉悟”和警醒：这是一份特权，“社会”和百姓养育了我们，这份特权中包含着烈日下大街上捡垃圾的老太婆的股份，不说高远，我们所做的一切包括那些吓唬人的“学问”，必须对得起大街上捡垃圾的老太婆。也许，这算是“良知”觉醒吧。诚然，何博士的行为也确实不够“社会”，至少没有“充分社会”，不少方面可爱可敬但不可行，因而多少有点不合时宜，所以同仁们总是善意地向他的不谙世事提出劝告。然而，可贵之处也许就在于这种择善固执，在于他和“社会”之间的距离，因为这种距离，才不会流俗。所以，我总是提醒自己，在向“何博士们”善意劝告时，要特别小心，我们是否在进行“偷吃智慧果”般的启蒙，在“点化”中，要特别注意防止被“社会”所异化。

无论在何种意义上，这都不是“序”，毋宁说借助何博士这本书，逮着一个难得的“发声”机会，试图读懂“社会”，读懂“良知”，最后读懂“社会学者的良知”，因为这个作品本身就是“社会学者良知”的学术呈现。也许，这种呈现比作品本身更重要。我知道，何博士的这部书是在用“本心”和“初心”在倾听“自然”的脉动，向“社会”传递可能发生的“灾害”预警和对付灾害的“社会”之策，他努力做“社会”的“良知”——既是世俗社会中“有良”的知识分子，也是“社会”的“知”己。我们的世界、我们的“社会”太需要倾听，太需要对话，太需要理解；在倾听、对话、理解中，我们与世界、与“社会”共成长。